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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:别管日本模式、德国模式垃圾分类该有中国

发布时间:2019-07-25 06:27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最近,垃圾分类成了持续不断的热点话题。多地已经或将建立相关条例,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的行为设定相应惩罚规则——这一“史上最严垃圾分类”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我们的生活。

  新京报:近段时间,舆论场上聚焦东京垃圾分类模式的比较多。有人称其并不是好榜样。你如何评价日本模式?

  毛达:我认为应该辩证看待日本模式。就日本自身模式来看,其大多数的分类并不是干湿分开,它分为可燃与不可燃。这是日本垃圾分类的基本模式,是由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决定的。

  但站在更宏观的角度——世界可持续的固体废弃物管理的潮流来讲,日本模式确实不是最先进的。因为按照联合国环境署2013年所出的《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》,一个国家的固废管理的目标,是将送往填埋和废物能源利用处置设施的废物总量减到最少。而日本接近80%的垃圾焚烧,本身就不符合这种潮流和理念。

  从分类角度来说,也应批判性地去看待日本模式。日本是抓小放大,抓了20%,分得特别细。这是由其国情决定,或者说也与其后端价值链有关,因为人力比较贵,后端的回收产业没那么发达,它需要前端分得特别细。

  目前来讲,这肯定不适合我们。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,需要居民付出足够的时间成本和生活成本。我们才刚刚起步,重在培育居民的习惯,在目前后端可以实现分拣的情况下,在可回收这一块,现在没必要分得那么细。

  蒋建国: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进垃圾分类工作,在多年的探索中,我们参考了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,如今也摸索出了一些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垃圾分类方式。

  而所谓特色,与各个国家的垃圾特性、产生量等息息相关。其一,由于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的不同,我国所谓的湿垃圾/厨余垃圾是与国际上不一样的。其二,从我们垃圾产生量来看,由于我国人口规模远大于这些国家,因此,单位面积垃圾产生量也非常大。

  此外,随着社会的发展,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垃圾产生得非常快,其中一个典型就是外卖、快递等新型垃圾的产生。

  种种情况决定了我们现在制定的垃圾分类方式,不能完全模仿发达国家做法,更不能模仿日本这种分得那么细的做法。

  楼紫阳:模式都是人为弄出来的,日本这么做,是由历史原因、国民素质、家庭模式等多种原因决定的,并不适合我们。

  垃圾处理从来没有说哪个技术更好,哪个技术最差,一定是找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居民本身特性的。不能就说日本这种精细化的就好,中国这种就不好。

  垃圾分类的正确模式是,后端已有的技术、设备、处理设施需要什么样的垃圾,决定了我们前端分到什么程度,而并不是人为一拍脑袋谁好就谁来。

  对于居民而言,首先要把可回收的垃圾分开。所谓可回收垃圾,包括玻璃瓶、金属废铁、塑料、废纸,以及废弃衣物等五大类,简称“玻金塑纸衣”。这五种,特别是前四种,都是可以卖钱的。

  还有一类相对复杂的,就是有害垃圾。有害垃圾包括电池、废弃药品等。这些有害垃圾并不经常产生,有的一年也就一两次。只要做好宣传,告诉居民哪些是有害垃圾,应该投放到什么点。这种分类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

  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于那些更多的不值钱的东西。简单来说,最好识别的就是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,也有地方称之为湿垃圾、干垃圾。

  最近公众讨论比较热的“哪个是干垃圾,哪个是湿垃圾”,其实讨论得过细了。对居民来说,简单理解哪些是湿垃圾,就是与我们吃的有关的东西,比如剩饭剩菜,其他的也不用管太多,都属于干垃圾/其他垃圾。

  这样家里也就只需要两个垃圾桶,并不像网上各种段子、小视频介绍得那么复杂。

  楼紫阳:目前的干湿分类没有问题,但名字有些别扭。比如,干瓜子壳就是湿垃圾。

  凡进入“公告回收目录”的垃圾,要么应属于国家或地方强制回收的废弃物,如有害垃圾或餐厨垃圾,要么属于国家要求企业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废弃物,如电子废物、纸基复合包装,要么是基于市场机制,回收再生渠道和设施有相当可靠性的废弃物,如废纸板、废塑料瓶等。

  对于目录之外的废弃物,如果市民不清楚是否属于可回收物,可在再生资源回收站进行现场确认,如果回收站不接收,即可投放到其他垃圾或干垃圾桶中。

  “公告回收目录”一旦建立,就应定期更新,因为废弃物的可回收利用性质会随社会、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发生改变。但无论它如何变化,名单是短还是长,让市民始终接收“一旦分出,就能很好利用”的正向信息,是保持他们分类习惯的一种很好的“长效机制”。

  楼紫阳:事实上,垃圾分类就两个事情:一是垃圾怎么让这些产生者按规定分好,在这一部分,如人工智能、摄像头等技术都大有可为;二是后端的机械化分拣,目前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,当然,还有根据新的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改进的空间。诸如图像识别等技术,效果都是看得见的。

  蒋建国:传统的机械分拣等手段不是新鲜事物,关键在人工和机械如何结合起来。

  这里面涉及一个经济性原则。高科技的应用与前端的垃圾量有关,几个瓶子来让机械分拣,没有必要。当垃圾集中之后,一个区域、一个城市上万个瓶子,只通过人工分拣成本太高,这时候就可以通过技术进行自动识别、分拣、分门别类打包。

  不论如何,垃圾分类一定要通过源头的人的配合。离开这个前提,后端再智能,也实现不了垃圾分类的效果。

  毛达:首先要说明一点,就是在我们体验中,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的基本模式就是,坚持产生者、个人或家庭在源头进行分类,不管是细还是粗。

  因为在源头分类,我们其实只需要转换意识,而意识转换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极小。真正要付出的代价,是信息沟通与教育这种系统性的工作。而这是我们必然要付出的。

  一些新的科技,比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,如果说它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教育更精准、更快速,我觉得大有可为。比如,目前有些软件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,去识别一些垃圾属于哪种类别。

  另外一个技术作用于垃圾分类的方式,就是去匿名化。最近,北京垃圾分类“刷脸”开盖的新闻比较火,其就是一个去匿名化,甚至是走向实名制的一个过程。这些技术比较时髦,能吸引大家注意,本身就能起到一种教育宣传作用。

  新京报:我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工作,但效果一直不如预期。那么,这一轮垃圾分类,如何避免重蹈之前的困境?

  毛达:说实话,我对这一轮的垃圾分类满怀期待。事实上,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里,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。这是个拟以制度化的方式来推动的事情,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当中的一部分,而不是临时起意。

  且今年6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,也把垃圾分类作为制度写进去,这是前所未有的。

  我们做垃圾分类,不是说这是国际潮流,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垃圾分类了。而是现实中,不分类混烧、混埋的社会代价有人在承担了,有人在关注了,也有了对垃圾进行分类的需求。

  楼紫阳:我们之前推进的垃圾分类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,主要是末端设施没有跟上。

 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,是垃圾分类末端设施“补钙”时期。比如,修建填埋场、焚烧厂等,这解决的是安全处置、卫生处置问题。到现在,随着技术发展,我们基本解决了垃圾处理无害化的问题。

  无害化后,我们也要反思一下,是不是可以继续优化。垃圾分类是为优化服务的,重点是提高垃圾的附加值。而通过前端垃圾分类,到后端的有效处理,在生态系统的闭环中,实现垃圾减量目标,是垃圾处理的大趋势。

  新京报: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中,也产生了一些问题。未来如何让居民在便利性与经济性中找到平衡呢?

  蒋建国: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,要在公众比较容易接受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分类方法。

  从政府角度,居民分出来的东西,后端必须有明确出路,系统一定要完善。不能说前端分了,后面又混了,又走了之前效果不好的老路。实际上,打通环节,才能取得垃圾分类的效果。

  楼紫阳:垃圾分类需要慢慢推,我一直在说一个词——“小步快走”,即大原则定了,中间发现问题及时改,改到让大家满意。比如,粽叶、榴莲壳、椰子壳等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,就可以用黑名单或者白名单的形式列出来。

  毛达:垃圾分类确实是要在便利性和经济性中寻找平衡,目前上海或者其他城市正在做的定时定点收集,就是个好的平衡点。

  有人说,垃圾分类习惯养成需要几十年。其实用不了那么长,主要看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。比如,意大利米兰从不分类到分类的明显转换,也就用了三四年。但如果说要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骨髓,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一代人的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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